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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之初，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。那时，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——对资本比较友好，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到，走到今天，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全球来看较大。广大中产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，他们的消费受抑制。那么，调节好分配、扩大中产阶层的收入后，消费自然就会起来。这恰是推动软的新基建之际。诸如，税收体制、房产税、财产税、遗产税等，这些能否推出来？然后，能否减轻一些广大中产阶层的税赋？财政支出和国企利润能否更多地投入到民生支出和社保建设？

发达国家也无一不重视重要资源在工业化崛起中的巨大作用，他们在历史上都是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国内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出口的。例如从15世纪晚期开始，为了发展当时作为国际竞争支柱产业的羊毛纺织业，英国政府曾制订了严刑峻法：除羊毛之外，绵羊、毛线、精纺毛纱、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。法律的实施十分严厉，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，再犯者则被处死。

“好货是零售企业的本质与核心竞争力，”唯品会首席财务官杨东皓表示，在唯品会特卖模式中，好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一环，对好货的聚焦是唯品会的长期战略。在电商去中心化趋势下，唯品会以“好货”为焦点，聚焦于货品的把控，再通过“以货建场”、“以货找人”，重构人货场之间的新关系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但某种程度上，软的基建基础设施可能难度较大，因为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改革？关键是什么？你有何建议？任泽平：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一定要适度超前，无论是硬的新基建，还是软的新基建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，工程师资源，企业家资源，有道路、公路、包括高铁，包括互联网建设，助推中国制造快速崛起。就此，我们是中国式适度超前基建战略的受益者。

四川在市场监管、生态环保、交通运输等领域整合组建综合执法队伍，减少执法层级，在经济发达镇实行“一支队伍管执法”……“目前制约‘一次办好’‘一网通办’的诸多问题中，行政审批体制性障碍是关键因素。敢于下放权力、向深层次问题‘开刀’，体现了此次机构改革的魄力。”宋世明说。

到了电子时代、特别是网络化和物联网时代，关于存货、资金运转周期等经营问题，似乎不再重要了。但实际上，多数企业的存货、资金周转和负债问题，依然是事关企业生死的重大问题。据报道，伴随着紫鑫药业公司不断筹资，其负债总额在去年增长超六成，今年一季度财务费用大增61.68%；另外，截至去年底，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有7名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，其中前六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比接近100%，且第一大股东与第二、五大股东存在关联。现在还不能说“生死攸关”，但确实不是小事情。不能否认，在科技进步的浪潮下，原有的管理手段有些是过时了，但是，企业的基本功不能丢，经营的基础工作不能丢，开发市场基本手段不能丢。在这方面，好高骛远没有用，拔苗助长也没有用。每个行业不同，保留多少存货会有差异，但14年的库存难免有点高，这个教训值得汲取。